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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位于甘肃中部，临夏州东北部，以东乡族发祥地和丝绸古道南路上的重要通道而闻名，是全国唯一的以东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自治县。
东乡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临夏回族自治州东面，东径103°10′～44′，北纬35°30′～36′之间。东临洮河与定西地区毗邻，南与广河、和政两县接壤，西接大夏河、与临夏市、临夏县为界，北隔黄河与永靖县相望。自治县地貌呈方圆形，四面环水，中间高突。东西宽51公里，南北宽47公里，总面积1510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1462平方公里，最高海拔2664米、最低海拔1736米，平均海拔2610米。境内山峦起伏，六大山梁夹着六条山沟，以县城锁南镇为中心向全县伞状延伸遍布。气候干燥，冬长夏短，无霜期年平均138天，年降雨量为200～500毫米。
东乡历史源远流长，境内有丰富的马家窑、齐家，辛店等文化类型。东乡族自称“撒尔塔”，有语言、无文字，信仰伊斯兰教，是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从中亚撒马尔汗等地被迫东迁的回回色目人，以此为主体，融合当地一部分汉、藏、蒙古等民族，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东乡族。历史上，东乡没有县的建制，隶属河州管辖，1949年8月22日东乡解放。1950年10月，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成立了相当于县一级的东乡自治区。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正式定名为东乡族自治县。
东乡以农业为主，是一个典型的旱作农业县，全县总耕地面积为37.64万亩，其中山旱地占87.33%。目前，已初步建立起以稳定、高产为特色的山地旱农耕作体系。粮食作物主要有小麦、洋芋、玉米、豆类等，尤其盛产洋芋品优、质好、产量高；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胡麻、向日葵等。林业中全面落实“谁种谁有、林木归已、长期不变、允许转让”的政策，大搞生态造林和经济林栽植，累计造林面积达37.74万亩，林场2个、苗圃3处，林业总产值高达395.53万元。经济林木有50多种，主要有大接杏、桃、花椒等。畜牧业是全县农业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东乡族因居住临夏州以东（古称河州，以河州城为中心，城周围分东、西、南、北四乡），东乡便由此得名。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统治者以“东乡回”称之。这是因为东乡族在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基本上与临夏回族相同，在历史文献上常把它归属于“回回”民族之内。人民政府经过民族识别工作，尊重本民族意愿，确定为东乡族。其自治地方命名为东乡族自治县。
　　自13世纪初以来，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部族或民族的一些人聚居在东乡族这块土地上，他们共同生活，互相学习，逐渐融合。到了明代，终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东乡族。
　　东乡族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语言（东乡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从未创制民族文字，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关于本民族的族源史料记载十分缺乏，只有零星史料和片断传说，说法也很不一致。因此，考察和介绍东乡族的族源及其形成过程，是个难度较大的问题。
　　过去的文献资料中经常把东乡人的活动情况与回族情况一起记载。新中国建立后，东乡族的族源问题，受到一些学者重视，曾进行过多次考察研究，从已有的研究考察及论证结果来看，既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东乡族族源成分中有回回色目人（即色目人中信仰伊斯兰教的那部分人）、蒙古人和汉族人等。
　　回回色目人认为，东乡族族源和主体是回回色目人，是13世纪中叶从中亚迁徙而来的。这是随着近20年来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和有关东乡族的学术研讨会及学术界渐趋一致的认识。尤为东乡族的干部和群众所认同。
　　至今在东乡族中流传着自己的祖先是中亚的撒尔塔人。这部分撒尔塔人是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西征返回时带到中国并在东乡地区定居下来的，以后繁衍并融合了当地蒙、汉等一些民族成分而形成了今天的东乡族。因此，东乡族历来自称“撒尔塔”。“撒尔塔”一词是“撒塔”的转音，这种转音在东乡语中较为常见。“撒尔塔”的含义是泛指中亚一带的穆斯林，即回回色目人而言的。“撒尔塔”也曾作为当时中亚特定的地域，其中包括中国新疆的北部和西南一带。由此可见，东乡族自称"撒塔"和中亚一带的回回人有联系，这与西迁来的传说是吻合的。
12世纪末至13世纪，蒙古部落崛起于大漠南北，成吉思汗挥军向西，发动了大规模的西征。蒙古军队在征服中亚的过程中，组织了大量的回回军和大批回回工匠为其服劳役。据史书记载，当时回回军和工匠已达20多万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随军到达了今日甘肃省的东乡一带。
　　成吉思汗曾把在征服中亚各国时掳掠而来的撒尔塔人编入“探马赤军”。战时参战打仗，平时放牧屯垦。这些撒尔塔人中，有军械匠、水军、枪手，也有商人、传教士。征服者在自己的屯戍地内，把撒尔塔人的各类工匠分别集中到一个地方居住，并根据分工命名居住的名称。至今东乡族保留的许多村名中，仍有以工匠的工种命名，如东乡的“勉古赤”乡，是银匠的意思；“阿类赤”村，是编织匠的意思；“托木赤”村，是铁匠的意思；“依哈赤”村，是钉碗匠的意思；“陶毛赤”村，意为制革匠。东乡地区的“他木赤”地名，是探马赤军的转音。在地名中，还有“八素赤”、“沙河赤”、“达鲁花赤”，都是“镇守者”的意思，由此可见，东乡当时是探马赤军屯守的地区。由于东乡三面环水，中间高山耸起，北有扎木赤驿站（管理驿马事务的站，现刘家峡水库一带），是控制东西交通的咽喉。因此，它成为探马赤军能攻能守的战略要地。此外，还有“屯田”、“屯地”、“民地”、“新屯地”等遗留地名，都说明了“探马赤军”当时在东乡地区屯田的情况。
　　从外貌特征看，东乡族许多男子高鼻梁，眼窝深，胡须长，脸形椭圆，女子皮肤白皙，这同中亚人颇有相似之处，也说明了东乡族与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撒尔塔人的渊源关系。
蒙古人认为，东乡族是成吉思汗时留住河州一带的蒙古军的后裔，逐渐由“兵”转为“民”的。传说成吉思汗时期，有许多蒙古军驻守在河州一带，以后大部分调走，但仍有一部分继续留驻在东乡地区。伊斯兰教自西北传入，经青海、循化到达河州一带，当地大多数蒙古人也都改信了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东乡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史实根据，1227年3月，成吉思汗占领了河州和西宁地区，河州曾是蒙古军的重要屯居点。蒙哥汗时，为了西控吐蕃，河州一带更成为蒙古军重镇。元世祖平定康藏，建都北京，派宗王、万户府、吐蕃宣慰使俱驻河州。13世纪末（元成宗铁木耳时），驻守唐兀（河州在内）地区的蒙古王阿南达（忽必烈孙）信奉了伊斯兰教，其部下15万余人，“闻从而信教者成其大半”。
　　13世纪以来，东乡地区就有蒙古屯戍军，直到元末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还有“命陕西行署赈蒙古屯田卫士粮两月”的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后，在全国农业地区普遍建立了“社”的组织，元政府命令各地“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他们被编入“社”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与当地人民关系更密切，虽然仍是元代的“军户”，但已逐渐向“民户”转变。驻屯在东乡的蒙古屯戍军，大体在这时定居下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在东乡族形成过程中或在东乡族形成以后融合了当地的汉族等其他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消除了民族压迫的政治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使东乡族人民在政治上获得了平等的权利。1950年9月25日，东乡自治区正式成立。1953年12月，经上级批准，东乡自治区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区。1955年改名为东乡族自治县（郝文明、王铁志主编之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专著《中国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
东乡语是东乡族人民生产生活中交流的主要的交际工具。在东乡族自治县与东乡族群众杂居的汉族，有不少人也能流利地使用东乡语。东乡族干部职工之间，除开会外，在生活中和执行公务时也多用东乡语。在东乡语区的小学，给低年级学生上课时还用东乡语进行“双语”教学。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它与同语族的语言之间有明显的语音对应关系，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在语法方面大部分语法范畴和语法形式是共同的，特别是句子结构基本相同。在同语族语言当中，东乡语和土族语、保安语比较接近，但互相交流仍有很大困难。
　　东乡语是由成吉思汗西征时带回的中亚一带的“撒尔塔人”（以突厥人为主，还有波斯和阿拉伯人）接受当时的“官方语言”——蒙古语而形成的，保留了中世纪蒙古语的一些特色和突厥语、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中的一些成分并在历史发展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借词，有比较明显的突厥语底层印记。
　　东乡语的词汇由蒙古语族同源词、汉语借词和一些突厥语、波斯语、阿拉伯语词组成。蒙古语族同源词是东乡语词汇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基础，绝大部分系反映日常生活的基本词汇，如（用东乡语实用记音符号标音）sara（月亮），kun（人），kha（手），morel（马），tawun（五），chighan（白），ire（来），mejie（知道）等。汉语借词是除同源词之外东乡语中数量最多的词，凡新生事物几乎均用汉语借词表达。较早期的汉语借词如。cha（茶），liengie（连枷），hantan（汗衫），be（百），honshan（皇上）；近期的汉语借词如shuji（书记），gonbo（广播），qiche（汽车）等。突厥语中的词也属反映口常生活的基本词汇，如dan（墙），orou（杏子），kenchi（麻），sizhagvan（鼠），tashi（石头），baer（钱），tuman（雾），bagva（蛙）等。波斯语的词也大多属基本词汇asiman（天），zemin（地），biemar（病，毛病），banda（晨礼），huda（真主）等。阿拉伯语的词大多是反映宗教内容的，有些也属基本词汇，如alen（宇宙），mechi（清真寺），zhuma（聚礼日），shaitan（鬼），dunya（今世），ruhher（灵魂），hharamu（禁止的），qida（经书）等。还有个别藏语的借词，如：zhanghei（狼）等。
　　新中国成立前．东乡族识汉字者极少。由于宗教信仰的需要，他们中念经、学习阿拉伯文经典者较多，但精通阿拉伯语言和文字并能用于交际者少之又少。作为书面的交际工具，东乡族人从300年前开始用“消经”，即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东乡语或汉语的文字。拼写东乡语的叫“东乡语消经”，即东乡族“消经”文字；拼写汉语的叫“汉语消经”，即回族“消经”文字。“消经”文字主要用于通作、记事、记账、拼写宗教知识、记录民间诗歌等。其书写习质与阿拉伯文一致，但比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多几个字母，基本上以音节为拼写单位。新中国成立后东乡族学习和使用汉语、识汉字者增多，其书面交际也随之越来越多地使用汉字，但用“消经”通信、学习宗教知识者仍不乏其人。
　　1998年，东乡族学者马国忠、陈元龙为编纂《东乡语汉语词典》，以汉语拼音为基础拟订了《东乡语实用记音符号（试行方案）》。甘肃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经多方、反复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后审定通过了该记音符号方案，于1999年初正式行文。2001年，第一部《东乡语汉语词典》出版。2002年9月，在编写东乡语记音符号教材和用记音符号编写双语教材等工作的基础上，东乡族自治县在那勒寺小学开展了借助东乡语学习汉语的双语教学实验，取得了显著效果，探索出了一条有效提高东乡族教育质量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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